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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念的42天月子期尚未结束,顾知谨的满月宴也尚未举办,全国疫情却突然爆发。
因此,大家都被封在家里,除了偶尔的电话联系,都是各保各的命,谁也顾不上谁。
顾政南一直在家办公,直到顾知谨出生三个月之后才开始上班。
说是上班,其实主要还是去做志愿者,去自己所包的小区组织群众参与核酸检测,并确保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得到充分保障。
顾政南在转业回来后,凭借其卓越的工作能力,在短短两年内迅速升至发改委的中层,目前担任重点项目办公室的股长。
身为一名中层干部及党员干部,顾政南在特殊时期,承担着更多的风险和责任。
由于顾政南接触的人很多,所以每次下班回来,苏念都是提心吊胆,担心孩子,担心顾政南。
为了保护家人,顾政南形成了一种习惯:每次回到家门前都会重复地喷洒酒精进行消毒,以此确保不将任何可能的病毒带回家。
苏念则更为小心翼翼,尽管疫情有所缓解,她仍旧不敢带着孩子外出半步。
然而,就在苏念的产假即将结束之际,外界疫情突然加剧,使得原本打算聘请保姆的计划变得不再现实。
而且,疫情的反复无常,让一个外人进入自己家中的想法变得愈发不切实际。
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,苏念和顾政南都觉得难以接受。
考虑到顾知谨还很小,无论是谁照顾,他们都不放心。
于是,苏念在深思熟虑后,她倚靠在顾政南的怀里,眼中闪烁着坚定:“老公,我辞职吧,我在家带孩子。”
顾政南凝视着她的眼睛,轻轻地问:“你想好了?不后悔?”
苏念轻轻地点头:“想好了,我不后悔,不仅仅是为了孩子,其实我也有自己的私心,因为我舍不得把孩子交给别人带,我不愿意离开他,而且,现在的情况这么特殊,如果我为了工作而将知谨托付给外人照顾,一旦他的健康出现任何问题,我都会后悔一辈子,而工作,等他长大了,我还可以再找。”
随着疫情的越来越重,整个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,连外卖服务都不得不暂停。
在顾政南上班的日子里,苏念开始尝试自己下厨,虽然起初手法生疏,但渐渐地,简单的家常饭也能做的来。
每次顾政南下班回来,都吃的津津有味,这让苏念不禁疑惑起来,她略带不确定地问:“我做的饭真的好吃吗?”
顾政南放下筷子,目光里充满了赞赏和鼓励:“当然好吃,你又不是没吃,你觉得不好吃?”
顾政南的肯定反倒让苏念产生了自我怀疑,她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味觉出了问题。
顾知谨十分乖巧,他鲜少哭闹,日常生活简单而有规律:吃饱就睡,睡醒再吃。
等到苏念快该做饭的时候,他就睡了。
等苏念和顾政南吃完饭,洗好碗筷,他就醒了。
时间一晃两三年,夏天匆匆又秋天。
这三年,发生了很多事情。
苏念辞了工作。
樊畅的病越来越重,清醒的时间很少,每当清醒的时候,她就开始向外人诉说自己对苏念的种种不满。
犯病的时候,她的记忆又仅停留在得知大女儿去世那天及之前的时刻,每天像是一个悲情的叙述者,逢人便倾诉自己的痛苦和委屈。
她会凝视着苏振民,困惑地问:“你年纪轻轻的,怎么看上去这么老?你是不是也在为咱们的女儿感到心痛?”
“一定是我上辈子做的恶事太多,所以老天就用这种方式惩罚我。”
“苏振民,我女儿的死就是因为你妈看护不利,你为什么不让她给我女儿偿命?”
……
樊畅犯病的时候,通常会在凌晨两三点,突然从床上跃起,然后急切地唤醒苏振民,拖着他去路边修补被雨水冲坏的道路。
在昏黄的路灯下,樊畅一边用铲子填补着破损的道路,一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“做功”还债,说自己的“业负”太重。
有时,樊畅会在苏振民不注意的时候,悄悄打开他的抽屉,取出几张百元人民币,然后走到村口的大路上,将其随意撒在路中央。
当村里的人围观时,她会微笑着说,这是她为众生所作的一点小小的贡献,希望能够带给百姓福祉。
樊畅的话语和行为显得很疯狂,但每一个话语和行为又透露出她曾经的痛苦和绝望,似乎又是她内心深处的一种自我救赎和表达。
苏安的工作三天两头的停工,所幸当初樊畅给了他不少钱,加上苏振民每个月给的一千五百元,也能勉强维持生存。
对于郭兰如何说服宁檬接受二胎的想法,宋智安一无所知。
但宁檬已经开始不断向宋智安提出想要第二个孩子的愿望。
宋智安皱着眉头,语重心长地说:“我不是不同意你的想法,我是担心你太累了。带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,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如果你是真心喜欢孩子,那我们可以考虑要二胎,但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受到旁人言论的影响。”
宁檬坚定地回答:“我确实喜爱孩子,也真心希望我们能儿女双全,但我并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。我现在就是想要二胎,无论下一胎是男孩还是女孩,我都会满足,不会再有其他的想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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